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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法金汉大将站在德国大使馆阳台上，望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的奥斯曼海军司令部大楼。大楼屋顶的奥斯曼新月旗在晨风中无力垂挂，旗杆有些歪斜，却无人修理。

    “将军，”副官送来电报，“国内急电。总参谋部已按您的要求，抽调一百二十名工程师组成‘特殊车辆研发处’，由克虏伯公司的冯·格罗特博士牵头。另外，曼公司报告，首批三十辆卡车底盘已完成改装，可随时加装装甲。”

    法金汉没有接电报：“兰芳的技术资料船什么时候到？”

    “二十五天，如果天气好的话。”

    “太慢了。”总参谋长皱眉，“给海军部发报，派两艘驱逐舰去接应，护航到汉堡。告诉舰长，那艘船上的东西，比他们的命值钱。”

    “是！”

    副官离开后，法金汉继续望着海峡。一艘奥斯曼的老式巡洋舰缓缓驶过，舰体锈迹斑斑，甲板上水兵稀疏。这曾是威慑黑海的利器，现在却像移动的废铁。

    他想起了陈峰在签字后私下对他说的话：“将军，坦克只是工具。真正改变战局的，是使用工具的新战术。德国陆军需要一场思想革命——从堑壕思维，转向机动与火力结合的突破思维。”

    思想革命。法金汉咀嚼着这个词。他何尝不知道？但打破延续了三年的堑壕战模式，意味着要推翻多少固有经验，要得罪多少保守派将领？

    可西线每天阵亡两千人。凡尔登的绞肉机已经吞掉了三十万德国青年的生命。索姆河还在流血。

    没有选择了。

    他转身回到办公室，摊开作战地图。铅笔在西线画了一个圈：“阿腊斯至康布雷之间，地势相对平坦，适合装甲部队突击。如果能有三百辆坦克……不，两百辆就够。集中使用，撕开一个十公里宽的突破口，骑兵和摩托化步兵跟进……”

    他陷入狂热计算，全然没注意到窗外，奥斯曼帝国正在他眼前慢慢崩塌。

    同一时间，迪拜港。

    “鄱阳湖号”货轮的船长张海涛站在舰桥上，看着码头工人们用龙门吊将最后一批水泥预制件装上船。那些是碉堡的墙体和顶盖，在工厂里预先浇铸好，到地方拼装起来就能用。

    “船长，”大副走过来，“所有货物装载完毕。重炮炮弹八百吨，工程机械三百吨，预制构件五百吨，还有六个月的口粮、药品、燃料。吃水深度比设计多零点八米，但还在安全范围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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